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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法觀中的政治投影

時間:2015-07-25  來源:  點擊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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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法觀中的政治投影
    如果我們以《廣藝舟雙揖》作為康有為投身書法的第一塊里程碑的話,那么這部驚世駭俗的著作背后隱藏了很多值得探究的課題。對它的探究并不一定是理論發展歷史角度的探究,探究應該深人到康有為書法觀形成的層面。亦即是說,不僅僅討論這部書還討論作者這個人。后者未必是一個理論發展史的內容。
    1888年康有為進京順天鄉試,初次上書即遭挫敗。從政變法的熱情為之一沮。這時沈曾植曾有勸告。沈曾植大他8歲,當時也在38歲左右,這種同輩關系使康有為對勸告并不抱抵觸情緒,他曾有一段自白。
      “沈子培勸勿言國事,宜以金石陶遣。時徙館之汗漫舫,老樹蔽天,日以讀碑為事,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,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,略盡睹矣。擬著一金石書,以人多為之,乃續包慎伯為《廣藝舟雙揖》焉。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一《康有為年譜》
      這即是《廣藝舟雙揖》撰寫的緣起。從“宜以金石陶遣”的口吻看,在此之前康有為未能也不曾想過要“以金石陶遣”,這至少證明康有為在撰書以前一腔熱血從政報國的大致傾向,如果對于科舉中的習字不算正式研究書法的話,那么他的書法生涯,應該從這時即他31歲算起。
    沈曾植的勸告未必是出于成全康有為作為書家的美好目的。沈曾植與翁同愿、潘祖蔭等人是至交,而翁、潘正是極力反對康有為首次上書的主要大臣,故爾,沈曾植的勸告帶有某種個人的態度也未可知,至少他的“勿言國事”是迎合當朝大臣們的心愿的。這種有深刻背景的勸告,再加上康有為變法無門閉戶著書的政治失意所迫這一因素,于是在康有為最初的書法生涯中,我們看到了明顯的政治影響和潛在的干預。它雖然還未化為具體的書法內容,但對書法觀的形成卻起著支配作用。
    從光緒順天鄉試上書到七年后的公車上書再到十年后的“戊戌變法”,康有為的政治生涯與光緒皇帝新政相始終。他作為一個政治形象和他持續十年不懈的變法努力,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他“冥頑不靈”、“本性難改”的人生目的。那么,在此之間撰寫的《廣藝舟雙揖》以及從事書法活動,雖未必能與政治直接掛鉤,要之是出于同一種思想認識與觀念模式,我想不會是妄言。這即是說,當康有為在政治上變法圖強臥薪嘗膽之時,他在書法上也絕不會安干現狀不思進取,保守僵化的立場在他思想中沒有生存余地。
    我們在《廣藝舟雙揖》看到一種明顯的偏激。“尊魏”、“卑唐”等口號的提出,對唐碑如“顏柳迭奏,撕滅盡矣”,“專講結構,幾若算子,截鶴續鳧,整齊過甚”;無不使當時人為之震駭莫名,而更甚者還在于對北碑的稱頌無己,簡直一無劣處。如此評鷺,自然很少能令人信服。以我看來,康有為看唐、魏之分,有如以變法劃人優劣一樣,合者昌逆者亡。在書法史上大倡魏碑并不是壞事,但偏激過分,不免令人想到了他的上書變法屢遭阻撓的憤憤不平;以此心移之書法,塑造出的觀念自不會四平八穩。    稱之為尖銳潑辣、鋒芒嶄然者有之;貶之為故逞己意信口雌黃者有之。站在單一的書法立場上看,偏激之意一目了然,以他的學識功力應該不難分辨,但考慮到他當時的背景,PI表面上的荒唐掩蓋了深層的必然。
    僅僅一個評w不夠公允還不足以證明政治態度對康有為書法觀的強大影響。在《廣藝舟雙揖》中,他公開強調“變”。第一章中即明確指出:“變者,天也”,以后則反復提到變的恒常性格:
      “以人之靈而能創為文字,則不獨一創己也。其靈不能自己,則必數變焉。故由蟲篆而變楠、由箱而變秦分,由秦分而變漢分,自漢分而變真書,變行草,皆人靈不能自己也。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《廣藝舟雙揖》卷一(原書》     但這還只是一般的歷史現象的整理,且其語氣中并未有多少明顯的政治痕跡。請再看下引兩段:
      “書法與治法,勢變略同。周以前為一體勢,漢為一體勢,魏晉至今為一體勢,皆千數百年一變,后之必有變也,可以前事驗之也。”       書法觀中的政治投影(2)    
      “如今論治然,有守舊開化二黨。然時尚開新,其黨繁盛,守舊黨率為所滅。蓋天下世變既成,人心趨變,以變為主;則變者必勝,不變者必敗,而書亦其一端也。……故有宋之世,蘇、米大變唐風,專主意態,此開新黨也,端明篤守唐法,此守舊黨也。而蘇米盛而蔡亡,此亦開新勝守舊之證也。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《廣藝舟雙揖》·(卑唐)(原書)
    這是明確地把書法與治世之道相類比。人心趨變,書變既是不可阻擋,那么康有為的變法圖強豈不也順理成章地必勝嗎?乃至還有開新與守舊兩黨的劃分,還有對蘇東坡米襄陽與蔡君漠的黨類劃分,干此看來,說康有為是借書法來曲折地抒泄他的被壓抑的政治理想,我想是人人首肯的n即那么,《廣藝舟雙揖》作為康有為的書法觀的集中體現,無論是反復強調的“變”,還是對卑唐尊魏的偏頗立場,或還有各種黨的分類,說它是染有政治投影,并非純出學術研究目的,應該是無可置疑的。在《廣藝舟雙揖)) 1889年脫稿、兩年后刻刊行世后,戊戌八月、庚子正月曾兩遭圣旨毀板查禁。有學者說這不是出于本書對清廷的冒犯,而是受作者盛名之累,但我并不以為如此。書中對書法與治法、開新與守舊的直言斥責,乃至劃分黨群、判定勝敗,這一切都與時事密切相關而為清廷所不容,查禁此書,豈只因為作者的緣故?倘若此書不出康氏之手,只要有這些內容,在慈禧太后及反對“戊戌變法”的一班大臣眼中也還是不可容忍的。他們雖然不懂書法,但對于這些犯禁的內容是不會等閑視之的。那么同樣地,《廣藝舟雙揖》屢禁不絕,7年間印刷達18次,如此受到讀者歡迎,其間緣由,怕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書法其表政治其里的言辭,僅僅是書論著述,時人怕未必有此熱心。
    由是,康有為的書法觀似乎并不那么純粹。他研究書法的緣起是因為政治失意,而在研究書法過程中也時時不忘更重要的政治—他經常下意識地用書法寓變法之意,書法成了‘一種煤介而不是研究目標。如果不是康有為本人出眾的歷史洞察力與發掘眼光,如果不是他對北碑流派的全面整理的貢獻,《廣藝舟雙揖》僅留下一個政治的投影,真不知如何面對讀者。
    以康有為的類型與前述沈曾植、吳昌碩相比,我們發現他更近于沈曾植。沈是宦海中人,康有為則熱心變法,在政治上不甘寂寞。沈曾植從事書法是在辛亥之后清廷無望之際,康有為潛心書法也是在上書失敗心情憂悶無處排遣之時。作為一個反面的例證,則在戊戌變法遭敗,康有為先亡命日本,即自稱“維新百日、出亡十六年,三周大地、游遍四州、經三十一國、行六十萬里”之時,他也無暇問津書學。此外,沈曾植以大儒享世,于輿地、刑法、考據諸學十分精通,康有為除《廣藝舟雙揖》(原名《書鏡)})外,Nil有《文鏡》、《畫鏡》、《萬木草堂藏畫目記》、《萬木草堂藏百國古器圖畫記》,政論文章為其大端。據張伯禎《萬木草堂叢書目錄》載經史子集合計共有137種,著名的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新學偽經考》、《日本明治變政考》等,使我們感受到明顯的政治評論家氣息,它在本質上更近于學問家而不是藝術家。
    當然,是政治評論家而不是地道的學問家。沈曾植的學問至少在表面上是不那么功利的。他雖然也同情變法,但他的輿地諸學于政治并無直接關礙,因此他是個“大儒”—不因時沉浮、永遠高居學問寶塔尖上的儒。康有為卻是直接針眨時事,托古諷今是他做學問的宗旨,因此他不會有沈曾植那樣閑散醇雅的態度。憂國憂民再加上不甘沉淪,使他必然在學術上稍有偏激(這也正是變法的特征),書法即是他的一種權宜選擇,當然也不能脫出其外。因此,沈曾植是學者純儒,康有為更像個政治家或思想家。
    康有為與吳昌碩之間本來似乎缺少共同點。最大的區別是在于康有為科舉起家,以學問而兼及書法。吳昌碩卻不是理論先行者,他對于創作實踐有著先天的親和力,他們之間在立場上是互相對立的。故爾吳昌碩會“五十學畫”,非欲詩書畫印不能自甘,康有為卻連書法也只攻一體,無意于在此中耗費太多精力,但卻對張勛復辟時的什么“弼德院副院長”興趣濃厚。但共同點也還是有。吳昌碩的“耕夫”生涯使他的主體有較強的籠罩力,康有為也是我行我素者—一部《廣藝舟雙揖》尊魏卑唐,其實就是康氏自己心目中被加工過的書法史,是他主體對歷史進行干預后的結果。這樣的理論氣派,是當時充斥廠肆的技法解說所不敢望其項背的。《廣藝舟雙揖》之所以有偌大影響,在當時的青年學子中不脛而走,無不奉為圭桌,并不是因為時人看不出他的觀點偏激,主要的還是欽服這種敢于指點江山重新提示歷史的氣派。人云亦云在五四運動前后似乎已經不再有吸引力,而成功的一針見血的發掘卻使學術者心折不已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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